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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百年路 扬帆再出发】党史学习教育专栏(六)

发布时间:Apr 21, 2021 | 作者:王晶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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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乐镇党史学习教育专栏



第六期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
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节点,为进一步激发全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党史,教育引导全镇党员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辉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今天,推出党史学习教育专栏第六期——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介绍,供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党章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第一章 党员


第一条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
第三条 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章 组织

第四条 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如各级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指定隶属邻近之支部或直隶区执行委员会;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每一个机关或两个机关联合有二组织以上即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人为该机关各组之干部。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

第五条 一地方有两个干部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到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站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区执行会所在地方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

第六条 各区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七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八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半年,组长任期不定,但均得连选连任;干部人员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随时任免之。

第九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

第十条 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一人为主席。


第三章 会议


第十一条 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各干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由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各干部会议一次;每半年召集本地方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本区代表大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
第十二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有过半数区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三条 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人数,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定之。
第十四条 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得临时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
第十五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
第十六条 中央及区与地方执行委员会,均由委员长随时召集会议。


第四章 纪律


第十七条 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八条 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须绝对服从之。
第十九条 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二十条 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或临时大会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二十一条 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
第二十二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二十三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
第二十四条 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第二十五条 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
(二)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
(三)欠缴党费三个月;
(四)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
(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
(六)泄漏本党秘密;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第五章 经费

       第二十六条 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

    (一)党费 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派捐。

    (三)党外协助。

      第二十七条 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七月一六日---二三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根据中国革命博物馆复制本排印)



告全体同志书

   

各级党部并转全体同志们!



本党第六次大会,坚决反对一切不正确的政治倾向,坚决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指出党在目前的主要路线是争取群众,很艰苦的有耐心的,深入群众中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斗争,团结千百万群众于党的周围,这样去促进新的革命高潮,推翻反动的统治,完成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势力的两大任务。

消灭封建势力的主要口号是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主要口号是取消帝国主义一切特权,没收外国资本在华的企业和银行。因为必须将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基础根本推翻,他们的统治才能完全打倒。这两大任务,一则肃清地主阶级封建的剥削,一则扫除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开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所以目前革命的阶段,完全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完全叛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现在阶段上已经建立起来,所以他的发展的前途,将要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目前资产阶级的各派从蒋介石派、革命评论派以至中华革命党,都只想消灭工人农民的革命暴动,宁肯和帝国主义及封建豪绅妥协,甚至联盟。他们提出的口号,如对农民只提减租和田赋政策,对反帝运动只提废除不平等条约,完全是要缓和工农的阶级斗争,分裂革命势力,只是一种延长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统治的反革命的作用。因此中国的民权革命,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去干,对于资产阶级的任何一派,应当一律给以无情的打击。

    革命既然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去干,革命政权当然不能要资产阶级官僚制度的形式。因此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必要。苏维埃政权,是彻底的民权制度,是一切生产者直接管理政权的最好的方式。他的形式虽然很便利于无产阶级的独裁,但是在中国目前的阶段,还应该建立工农民权独裁,而不能马上建立无产阶级的独裁,就是工农联合的政权而不是单纯无产阶级独裁的政权。一年以来,党的政治总方针,既为建立这种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政权(苏维埃)而奋斗,广大群众推翻现在统治的武装暴动,即为建立这种政权的前提。

    但是武装暴动并不可以玩弄的,必须在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涨,反动统治剧急的动摇崩溃,革命力量有了广大的组织的时期,才可以号召武装暴动。现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高潮已经过去,然而新的高潮还没有来,所以六次大会规定武装暴动暂时在全国范围的意义上只是宣传口号,不是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不是取消暴动的总方针,而是实际的加紧准备武装暴动。现在要加紧群众的工作,争取广大群众来准备暴动,新的高潮到来,便立刻把武装暴动从宣传的口号变为行动的口号。


同志们!第六次大会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十分正确的,是我们目前决定一切策略的准绳,全体同志,都必须有深切的研究和了解,然后才能正确的运用。现在同志中发现许多不正确的观念,这些不正确的观念,都是没有了解六次大会决议的正确的意义,都足以妨害我们目前争取群众的总的任务:

    第一,对资产阶级认识的错误,以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上,资产阶级还有革命的作用,还需要一个革命的高潮。因此而发生不正确的策略,主张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主张我们的口号可以与第三党大略相同。这种倾向,在客观上,完全是帮助资产阶级,完全不了解“争取群众”的意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反革命的动力,在政府中极力主张改良的政策,在群众中极力宣传改良的口号,只是一种阻碍革命、破坏革命的反革命的作用,正是我们争取群众的最主要的敌人。我们的口号,不单是不能与他相同,并要一定要不同,然后才能揭破资产阶级的欺骗,才能使群众团结到我们党的口号的周围。

    第二,就是合法运动与和平发展的观念,以为大会既经决定目前只是宣传武装暴动的时候而不是直接号召暴动的时候,那么应该以合法的方法来发展组织,要取消一切武装斗争、乡村游击战争等,一切斗争行动,都要力求合法。这种倾向,只是引导群众增加对现在政府的幻想,减少群众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把群众送到敌人的影响之下,更不了解乡村中英勇的烧杀政策,和盲动主义,固然应该严厉的反对,但是在许多乡村,阶级斗争已经到了极高度,每一斗争,都要走向武装斗争方面去,所以真正是广大群众要求和参加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争等,我们必须领导,然后才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同时还有一种危险倾向,即群众工作和平发展的倾向,现在不知不觉的在党内有了些萌芽。这种倾向的表现就是在群众工作中惧怕甚至避免斗争,只做些组织工作和不激烈的宣传工作,采取了“先组织而后斗争”的机会主义原则。殊不知党和群众的力量只有从日常斗争中能够扩大,革命浪潮只有从日常斗争中能够发展出来,党与群众的正确的关系也只有从斗争中能够建立起来,不要斗争,永远不能真正获得群众,永远不要梦想革命高潮。这种倾向发生的原因,在客观上是白色恐怖和工作困难的反应,主观上则是不了解盲动主义,因而“反盲动主义”成了“不动主义”,这种倾向正与六次大会“争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完全相反,其发展必然成为极庸俗的机会主义,因此在全党之内应当严重防止这一倾向之发生和发展。

    第三,是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大会看到过去城市工作的消沉,特别指出职工运动的重要。但因此而发生一种思想,以为那些散漫的农村斗争可以暂时置之不理。要知道农民是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的群众,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中,为主要的革命动力之一。如果丢开了农民群众,无产阶级便成孤立,决不能够战胜敌人。过去的高潮,农民斗争不能与工人平衡的发展,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客观原因之一,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教训。

    第四,但还有与上述思想正相反对的危险,则更为严重。这就是农民意识笼罩一切。一年来农村斗争特别发展,党的组织又有十之七八是农民成份,因此农民意识反映到党的内面。例如主张平分田地、平分财产等均产主义的思想,主张焚烧城市及乡村中无目的的烧杀等流寇的观念,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共产党认农民是革命的同盟者,同时明白农民是小私有财产者不能有正确的社会主义思想,保守的观念特别重,更缺欠组织的能力,所以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意识领导之下才能走上革命的正轨。如果不极力去纠正这种农民意识的危险,将使革命完全消灭,党亦趋于死亡。再有过于重视农民斗争,放弃城市工作,专一注意乡村,也是一种极不正确的倾向,对于党、对于革命都有莫大的危险。

    第五,轻视反帝运动和偏重反帝运动的危险,这是两个极端的观念。前一种,以为工人的经济斗争、农民的土地革命就是反帝运动,此外别无反帝工作。后一种以为只要造成反帝高潮,便可发动一切工作,甚至主张以“反帝运动来掩护阶级斗争”。其实这两种观念,都是不了解怎样去促进革命高潮,都不了解各种运动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意义。没有工人农民强有力的基础,决没有反帝的高潮;同时反帝运动也的确可以推动工人农民的斗争。所以工农斗争与反帝运动,应该同时发展,同时并进。

    第六,轻视或偏重兵士运动的倾向,这也是两个极端的观念。前一种,以为兵士是流氓无产阶级,没有积极的革命的作用,所以在策略上形成“兵变主义”,以为兵士运动的目的主要的就是制造兵变。后一种,以为兵士运动可以发展工农运动,只有兵士运动发展,工农运动才有办法,因此在策略上也主张多做兵变。这两种观念,都是极不正确的。兵士多出身于农村,与农村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有密切的联系,根本意识还是与农民相同,所以在普通的阶级分析观念上,兵士只能说是“武装的农民”,决不是流氓无产阶级。所以决不能说没有积极革命的作用,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他与工人农民同为革命主要的动力,无产阶级当然更是这一联合势力当中的领导力量。所以兵士运动的目的是夺取广大的兵士群众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而成为将来的总的暴动。但是兵士运动,必须有工农斗争的影响,没有工农斗争,兵士运动决不能够发展,所以偏重兵士运动,更是一种根本的错误。所以这两个观念,根本上虽然是两个极端,但是在策略上都成为“兵变主义”。

    第七,反对一切公开运动的偏向,以为凡属一切公开的组织,合法的斗争都是引导群众增加对现在政府的幻想,都与推翻现在统治阶级的目标相矛盾,而不知道这是在我们党领导群众的策略正确与否。党的口号与策略如果正确,不单是可以利用公开合法的机会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并且可以揭破统治阶级的假面具,增加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视,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所以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来发动群众,宣传我们的口号,但是不能降低我们的口号,去找公开的机会。

    最后一种,就是只幻想革命高潮就要到来,而不艰苦忍耐的去做群众工作。这一种幻想,是与目前党的争取群众的任务,绝对不相容的。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确是客观条件的规定的明显的事实。但是新的高潮到来的迟早,与能否彻底的胜利,的确大半决定于革命的主观力量。如果群众力量增高,的确可以促进高潮更快的到来,如果群众的力量薄弱,或许革命还要走向暂时的消沉。所以我们只有很艰苦的、有耐心的去做群众的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然后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若是只幻想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而不去做艰苦的群众的工作,这在客观上便是妨害革命,所以我们更应该严厉的打破这种幻想。



同志们!要贯彻六次大会的精神,实行六次大会的路线,更要肃清过去的许多政治上的偏向,因为这些偏向都是与六次大会的根本精神和路线绝对不相容的。

    第一,便是机会主义。不相信群众本身的力量,而倚赖单纯的军事力量。到了斗争紧要关头,即发生动摇,为要迁就那不可靠的同盟者,而离开自己阶级的立场,牺牲自己的政治主张,自己取消批评同盟者的权利,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只顾拉拢上层的领袖,不惜阻止千百万下层群众的斗争。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不定投机取巧的思想。现在客观的情形与党的路线虽久已变迁,但机会主义思想并没有完全去净。如上面指出合法运动的观念,和平发展的观念,认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等都是机会主义思想的残余。

    第二,是盲动主义。不顾群众,不估量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只凭少数人的英雄气概,就轻举妄动起来,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潮流中,大家只嚷着“暴动”“暴动”,几乎每次斗争都要作暴动的布置,以为不如此,便是机会主义。岂知群众斗争还没有发展,听着暴动都要害怕,自然就不会来参加,遂使暴动成了少数人的烧杀行动。到了暴动失败,使群众因反动势力的高压,连日常斗争都要消沉,其妨害群众斗争,和机会主义没有两样。这也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而是流氓无产阶级孤注一掷的拚命主义。上面指出的只幻想革命高潮,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和“兵变主义”等,也是很明显的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

    第三,是命令主义。如命令暴动,强迫罢工等。不去说服群众,鼓动群众自动的斗争,而用机械式的命令或威力去恐吓群众,以及群众中的委派制度,都是这个精神。这是不了解党和群众的关系,把党放在群众之上,把群众看在属从的地位,不了解党仅是阶级的先锋队,而以为党权可以高于一切。这样必然使群众对党发生反感,或则把革命斗争认作共产党的事,他们只是服役的人,或则把党看成救世主,而不相信群众本身力量。这就是使党脱离群众,绝对不能深入群众,争取群众。所以我们先要了解群众的要求,提出党的口号,使党在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群众只感觉党的主张好,在党领导之下起来斗争,而不觉得是由于党的命令,这才是争取群众的正确的方法。

    同志们!现在党内许多不正确的观念,都是上面指出的三种错误思想的残余。要实现第六次大会的精神,必须与这三种错误的观念坚决的斗争。



同志们,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塞维克化,包括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生于“五四”运动以后,当时国民党只是一个官僚政客的集团,此外则别无革命的政党,因此许多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都钻进我们党内来;尤其在国共合作时代,更加进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所以革命一经转变,许多党员动摇消极,甚至公然叛党,投降敌人,陷害同志。“八七”以后,提出改造党的口号,坚决洗刷一般动摇的分子,改造指导机关,的确使党渐渐加强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这是党向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但是到现在党的组织仍然还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仍然存在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尤其在成份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那么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所以要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第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们在检查了政治路线之后,必须把组织观念上的错误严密检查一下。

    第一、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上级机关发一传单,没有交支部通过,支部居然提出质问。同志不得党的许可,可以自由行动。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还有一种不正确的平等观念,如用钱,不管工作的重要与环境,要机械的平均分配,用人要按地域区分,更完全是农民意识均产思想的反映,尤须严厉的肃清。

    第二、反机会主义的认识上的错误。反机会主义主要的是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有些同志竟专门攻击个人,因此而放轻了对于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仿佛某几个人如果打倒了,机会主义便可肃清。殊不知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诚然,党对于那有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坚固本身壁垒,但是主要的还在攻击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至于因私人感情而借题发挥,那更是一种政客式的行为,这是与无产阶级的党,绝对不相容的。

    第三、是个人的意气之争。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在政治上何等重要,但是一把对政治变成专门对人,便成了闹不清的意气之争了。因意气而攻击他人,因意气而不接受他人的批评,甚至有不站在党的立场去考查同志的意见与工作,专以意见去推测他的动机,而造成党内无穷的纠纷,这是充分的小资产阶级之意识的表现。

    第四、是小组织的倾向。现在党内许多小组织的倾向,都是由私人感情的结合,或部落的观念形成的。少数有领袖欲的人,想造个人地位,利用这些结合,攻击地位较高或地位相等的人,因此资产阶级种种政客官僚的卑污恶浊手段,一例发生了。这是破坏党的最恶劣的倾向。

    第五、是工学界限。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很多动摇,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党内的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

    第六、怀疑改造党的路线。不坚决的引进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保存一种旧的组织观念,使党始终停留在一种命令委派的家长形式之下。分配工作,始终只相信脑筋中几个熟悉的人,而不相信下层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积极的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这样要使党的机体日益腐化,永远没有生机,永远不能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第七、改造党的形式主义。引进工农分子是改造党的重要方法。但许多党部执行起来,又陷于形式主义的错误。只是机械的找些工人分子进来,而不加以积极的教育,或则机械的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结果还不是由那些旧人--知识分子包办?甚至闹成秘书长专政的笑话,这种引进工农分子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

    第八、是雇佣革命的观念。党只需要少数的革命职业家担负日常的党务,至于在群众中工作的党员,应当不离开社会的职业而为党工作,方能深入群众。然而有些同志,竟有一种雇佣劳动的观念,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做事的现象,支部干事也要津贴,以求利益均沾,这是严重的错误。

    第九、是把党看成救济会。许多同志因失业穷无所归,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殊不知党并不是救济的机关,党的工作主要的是在群众中,而不是在党部,决不能人人都派作一党部工作。加之同志们如果继续不断的脱离了社会的职业,便不去找社会的职业,则党成了和群众没有关系的党,怎样能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呢?

    第十、是消极怠工。许多同志观念动摇,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或者看了党内有些个人的意气之争和政客式的结合挑拨,于是心灰意懒,不愿积极工作,这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其实革命每天都在向前发展,只要我们能够深刻的去了解群众的情绪,便可以引导我们走向积极的道路。至于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群众的党,只要全党同志们坚决的一致的奋斗,少数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坏蛋,断乎不能破坏党的组织。消极观念,只是一种堕落的倾向。

    同志们!上面指出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确还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全党的同志,应坚决的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中央受六次大会的委托,坚决的执行六次大会的决议,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不正当的倾向,继续猛烈奋斗,尤其在组织上要把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扫除干净。

    中央对于党内的纠纷,反对弥缝敷衍的妥协办法,而要坚决的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塞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

    同志们!中央有决心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对于闹私人意气的同志,无论其历史的长短和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气的排除,决不让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保留着一毫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央要求全党同志们共同负起这个责任,一致奋斗,完成党的布尔塞维克化。

    中央指出下面的路线为全党同志一致奋斗的标准:

    第一,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要使党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首先要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基础。到产业工人中去,建立强固的工厂支部,增加党的工人的成分,集中注意于全国产业区域的党的组织的健全,造成党的新生命,这是目前党的布尔塞维克化主要的道路。

    第二,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的水平线。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的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同时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

    第三,是党员的职业化。失业同志,应当设法找到职业,党部应当帮助同志去谋职业,无职业技能的还要学习,特别注意到工厂中去做工,同志也应互相介绍职业,要使同志不依赖党生活,而且能深入群众中去,把党的影响到群众中去扩大,同时能把群众的意识正确的反映到党里来,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

    第四,是支部生活的改进。政治的宣传鼓动,群众的组织,只有支部才能深入;日常的斗争,只有支部才能灵敏的领导,如果仅仅高级党部定几个空架子的计划,发布几种宣传的文书,而支部不起作用,党和群众终久没有接近的时候。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无论是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农村、一街道,范围虽小,都有他的不同的政治环境与工作的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的运用,首先要了解一切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必须能充分执行这些任务,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每个同志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

    最后中央提出下列的口号,要求全党同志一致的拥护:

    拥护第六次大会的精神

    详细研究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

    坚决执行第六次大会的一切决议

    反对机会主义的残余

    坚决的与盲动主义斗争

    肃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

    到产业工人中去

    党员职业化

    发展党内的政治讨论

    发展党的理论的教育

    健全支部生活

    继续改造党的组织

    坚决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闹个人意气的滚出党去

    完成党的布尔塞维克化

    做艰苦的群众工作

    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争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

    促进革命的高潮

    领导革命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共六大选出新的领导机构


1928年7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包括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7名正式委员和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7 名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名正式委员和李立三、徐锡根、杨殷3名候补委员共8人组成。向忠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20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常委的分工。周恩来任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杨殷任军事部长,苏兆征任工委书记,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张金保任妇委书记。这次中共中央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变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高级领导成员的工人成分增加。


(来源:人民网)